王家新：关于诗人译诗、诗歌翻译-赤子访谈-中国赤子诗人奖

关于诗人译诗、诗歌翻译

——答《南方都市报》李昶伟

王家新

为什么诗人译诗会成为一个传统？

译诗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译诗的人首先要“懂诗”，而且要有能力替翻译对象写诗，所以一般来说，只有诗人才能译诗（虽然这里的“诗人”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写过诗）；另外来看，译诗无论对一个诗人的写作还是对一种诗歌的发展都十分重要，所以这在中外都会成为一个传统。

翻译对诗人而言是一种怎样的给养？

翻译对一个诗人译者而言不仅是一种给养，也是一种剥夺，这就是说，他在接受的同时也给予回报，他甚至可能把本属于他的那些闪光的东西给予了翻译对象，不这样也就不可能使原作“增辉”。我们今天也应从这个角度看翻译。例如穆旦晚期对英国现代诗的翻译，那时他又开始了写诗，他完全可以集中精力创作，但是他的创造力都投入到对奥登、艾略特、叶芝的翻译上来。伟大的翻译要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奉献和牺牲。

我本人的翻译当然也充满了这种接受与回报。如果我不能以我的翻译来照亮原作甚至提升原作，我就不会来从事这份苦差事。另外我还想说，翻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领域。它有自身的独特价值和目标。我从事翻译主要是为我所信奉的语言价值、精神价值工作，而不单是为了从中吸收一点创作灵感或给养什么的，如果仅仅那样就太功利了，也降低了翻译的意义。茨维塔耶娃就曾这样说过：“我的火不是为煮粥而点燃的。”

中国新诗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诗人译诗的历史，王佐良、穆旦、梁宗岱、冯至等等前辈都是这方面的开创者，您上次在上海国际文学周主论坛的发言中谈到您这一代诗人延续这一传统的努力，这一传统对您具体的影响来自哪里？

我们都知道，在新诗的发展中，像你已提到的以及未提到的一些优秀诗人翻译家，他们都为新诗的变革和建设带来了最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新诗的“现代性”视野和技艺主要就是通过他们所建立的。他们创造性的翻译，不仅使译诗本身成为一种艺术，其优秀译作还和他们的创作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语言的光荣”。正是由于他们，“诗人作为译者”成为一种“现代传统”，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激励作用。比如说冯至，在我上高中时他早年的抒情诗对我起到了一种唤醒作用，上大学后我第一次读到他翻译的里尔克，则从中受到一次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精神和艺术的洗礼。穆旦对我的影响也主要来自于他的翻译，“文革”末期我们就怀着“犯罪般的颤栗”偷读他翻译的普希金（虽然那时还不知道那就是他的翻译），后来读到他翻译的奥登的《悼念叶芝》，一种带着巨大寒意的伟大诗歌骤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因此我们在今天接过这一传统，也就是对这些前辈的一种回报和致敬。

这些前辈的翻译经验中，哪些在今天依然有效？您觉得在您这一代诗人译者中，会增加怎样的不同经验？

正如新诗从草创到成熟需要数代诗人的努力，从“五四”前后最初对外国诗的翻译到卞之琳先生所说的“译诗艺术的成年”，也需要经验的积累，甚至需要付出代价。前辈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参照，比如说穆旦，他充分意识到翻译是一种有所损失但又必须有所补偿的艺术，他的“补偿”策略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另外，他的翻译完全不是“信达雅”那一套，他在翻译英国现代诗时不惜打破本土审美习惯，以给我们的语言文化带来刺激，带来新质和异质，这一点也应为我们在今天所坚持。还有王佐良，作为他那一代诗人翻译家最后一位代表，他对“现代敏感”的强调，他对“语言刷新”的关注，以及他在具体翻译时从容有度、高度练达、充满创造性的处理，在今天仍让我深深敬佩。卞先生早年的译文集《西窗集》是我上大学时的启蒙书之一，他晚年对瓦雷里和叶芝的翻译也使我叹为观止，不过我对他“形神兼备”的译诗原则及方法有所保留，因为我看到这种亦步亦趋刻意追求与原诗音韵节奏形式上的“形似”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翻译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领域，而不只是这一条路。

老一代诗人翻译家有着他们不可取代的贡献，但也有着他们的局限。比如冯至先生，是他确定了“汉语中的里尔克”的音质和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早、中期的里尔克，他没有全力去译里尔克后期的两部伟大作品，因为正如他自己坦言：“读不懂”。另外从整体上看，老一代翻译家受限于他们的时代，在诗歌观、翻译观和翻译方法上也比较陈旧，许多人谈起翻译来仍不脱“信达雅”的窠穴。除了其中的佼佼者，大多数翻译仍过于拘泥于原作。他们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中规中矩、可圈可点的翻译，但还不是一种具有足够的勇气和创造力的翻译。当然，“做茧自缚”也是一种翻译的美德，但是我期望有一天我们能咬破那层茧，从而迎来一个更伟大的“化蛹为蝶”的时刻。

至于我自己的“翻译观”，如果说有的话，则从本雅明、斯坦纳、德里达、鲁迅等人那里获得过一些理论支持，也受到庞德、策兰、穆旦、王佐良等诗人翻译实践的激励和启示。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不仅要重建“诗人译诗”这个传统，也要尽力为一种新的翻译诗学提供可能，最起码，要能够刷新人们对翻译本身的认知。在一个“信达雅”那一套仍支配着许多人、平庸的翻译比比皆是的环境中，我们也需要一种更富有冲击力的翻译。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以及一些更年轻的诗人译者正在形成这种“合力”。

罗伯特·洛厄尔、保罗·策兰也都翻译过曼德尔施塔姆，回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众多诗人翻译另外一个诗人以及相互翻译的现象？就翻译这个问题而言，诗人是否有一个类似于“共同体”的存在？

洛厄尔的“翻译”很难说是翻译，而是大胆的改写，比如他把帕斯捷尔纳克多首诗的片段整合成一首诗，虽然有着它特殊的意义和创造性，但我持一定的保留态度。我仍认为翻译是有其自身限制的。策兰是一位做出过更大、更多贡献的天才翻译家，他翻译的曼德尔施塔姆，是他诗人生涯中光辉的一笔。职业翻译家什么都可以翻译，但诗人译者都是有选择的，而他们的选择深究起来，往往大都出自一种“生命的辨认”，比如策兰为什么会译艾米丽·狄金森，这就像有人所说，因为“狄金森是照耀他启程的星，而非猎取的目标”。至于诗人是否有一个类似于“共同体”的存在，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诗的领域只有精神个体以及“同气相求”这种现象；策兰翻译曼德尔施塔姆，不是为了加入什么“共同体”，而是对“你自己的另一种声音”（the other voice your own）的翻译，是一种寻找、扩展和创立自身精神谱系的行为。这就是他的“翻译的对位法”。

回到您自己的经验，您在翻译策兰上面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翻译过程中您对他的认识是如何加深的？读过2009年您在台北德国文化中心的讲演《为了保罗·策兰》，非常精彩，关于翻译策兰，您还有哪些观点和感受可以和我们分享？

策兰是一位需要用我的一生来阅读和翻译的诗人，我迄今已翻译了三百多首他的诗和多篇散文书信，写过数十篇关于他的文章和解读文字，还有一部尚待完成的评传性书稿，但我感到他仍是一个“无底洞”，仍未为我所穷尽，仍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至于我的观点和感受都写在一些文章和访谈中了，除了你读到的那篇外，《创伤之展翅：读策兰〈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阿多诺与策兰晚期诗歌》、《喉头爆破音》、《从“晚期风格”往回看：策兰对莎士比亚的翻译及其对我们的启示》，等等，也请你们注意看一看。简要来说，我对策兰的读解着重于以下几点：创伤经验，晚期风格，语言的异乡。仅这几点就构成了深刻而丰富的启示。一些欧洲哲学家把策兰和“诗歌的终结”联系在一起解读，但在我看来策兰更属于未来，这也正如他自己的一句诗所说：“在未来北方的河流里／我撒下一张网。”

《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是您多年翻译工作的总结，发现您翻译了很多的诗人，有的比重更大，如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扎加耶夫斯基、夏尔等，您怎么选择您的翻译对象？里面有没有诗人语言气质等因素在起作用？有没有碰到自己无法翻译的诗人？说说具体例子吧？

这部译诗集收录了十六位诗人，除了叶芝为旧译，其中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夏尔、策兰（其后期诗歌）为我近年翻译的重点，这几位都是为我高度认同的诗人。关于茨维塔耶娃我会另外谈。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这部译诗集收有二十多首，后来我又翻译了几十首，在诗人们中受到“怒赞”，我也自认为在翻译中达到了某种得心应手的境界，或者说我的前世好像就在“沃罗涅日”生活过。这部译诗集收入的阿米亥的诗也很受欢迎，在微博上也有几十万的点击量，让人不敢相信，但我翻译阿米亥的诗，主要是因为那是他和英国诗人特德·休斯合译的，我想探讨一下这种性质的“诗人译诗”，就译了。翻译阿米亥让我愉悦，但翻译阿赫玛托娃让我多次要流泪，这很不一样。扎加耶夫斯基在中国有李以亮等译者，译得也很有影响，我一次回老家随身带着“老扎”的英译诗集读，就在春节的鞭炮声中译了一些。真正使我激动的，是翻译他那几篇随笔，那是一般诗人写不出来的。至于帕斯捷尔纳克，我本想多译点他的诗，但发现很难译，他早期的诗意象密集，语速很快，时有天才的闪光，但译不好会显得矫揉造作，因此我放弃了。至于夏尔，树才等人已译过不少，我太喜欢了才试着去译他，并尽量去译一些未译过的诗。和策兰一样，夏尔属于最难译的诗人之一，我要做的，就是使他的诗在汉语中“受孕，充电，发光”。还说什么呢，这里是夏尔的一段诗，也正可以用来表达我的翻译感受：“在你们面前是这二十公顷地：我是它的劳工，它的秘密的血，它的悲惨的石头。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可让你们多想的。”

现代汉语诗歌的历史中，您说过有诗人和翻译者相互契合的典范，这种契合您觉得是如何实现的？可否说策兰是和您深为契合的诗人？

这种契合对一般译者其实是很难获得或达成的。冯至与里尔克、戴望舒与洛尔迦，堪称是相互契合的典范。我不能说策兰是和我深为契合的诗人，我只能说我找到了进入他的道路，或者说和他建立了某种“亲密性”，因而我在透彻读解的前提下可以为他在汉语中写诗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翻译的事说起来复杂，但又这么简单。

诗歌翻译中，翻译者自身风格太强怎么办？

翻译是译作与原作之间的搏斗，也是两个诗人之间的搏斗，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译者自身的印记。但是这要有分寸感。我研究过布罗茨基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名诗《哀歌》的翻译，布罗茨基是一位哈德罗·布鲁姆所说的“强力诗人”，他的译文音调更宏亮，诗意的表达更强烈，更有个性的锋芒，但他也多少把曼德尔斯塔姆“布罗茨基化”了。在我看来，译者当然要有个性（那种所谓“客观、忠实”的翻译从来就不存在），但也要有一种“化身万物”的能力。最起码，在翻译时要充分了解、掌握和尊重原作的风格，比如说，你不能用茨维塔耶娃的风格来翻译阿赫玛托娃。

迄今为止，您在译诗中遭遇的最艰难的困难来自哪里？听说您的《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也刚刚出版，是不是包括了您以前提到过的茨维塔耶娃的那些长诗？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一般来说，我的翻译都是有难度的翻译，二十多年前选择翻译策兰就是一个标志。我不可能去迎合一般读者，也不会在翻译中“取巧”。我喜欢难度，因为它对我构成了挑战性，也因为翻译的难度和翻译的价值往往成正比。新出版的这本《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包括了六十多首抒情诗和诗组以及《在一匹红色骏马上》、《终结之诗》、《房间的尝试》、《新年问候》、《空气之诗》等七、八首长诗；这些抒情诗中近一半为首译，长诗中除了《山之诗》，全为首译。茨维塔耶娃本来是一位很难译的天才诗人，尤其是她流亡法国后完成的《房间的尝试》、《新年问候》、《空气之诗》这“三部曲”，其生命的激情和勇气，心智的深奥和伟大，语言的创新，驾驭各种形式的巨匠般的能力，以及翻译的巨大难度，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从未被译成中文），布罗茨基就极其推崇《新年问候》这首献给里尔克的挽歌，称它“在许多层面上都堪称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因此，不全力译出这些杰作，并让它们在汉语中站住，我想，我就对不起茨维塔耶娃，也无从让中国读者认识到她的创作全貌，认识到她的伟大、新奇和份量！至于在这些长诗的翻译过程中受到的巨大“折磨”，我这里不说，人们也可以想象。可以说，翻译这么多年，这是我遇上的最艰巨、最具难度的作品。我只是充满感激，为伟大作品对我们的提升，也为我自己做了一件我不可能做到但竟然做到了的“大事”。

20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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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3/7/25 8:46:49 评论者：匿名网友 IP：106.11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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