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滹沱河畔的赤子诗歌六一派对 

 

 

廖 伟 棠

LIAO WEI TANG

诗人、作家、摄影家，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及香港文学双年奖、金鼎奖等，香港艺术发展奖2012年年度艺术家（文学），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提名，后天双年奖诗歌奖，小众年度诗人奖等。历任台北艺术大学客座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驻系作家及研究生导师。

曾出版诗集《少年游》、《野蛮夜歌》、《春盏》、《后觉书》、《樱桃与金刚》、《一切闪耀都不会熄灭》、《半夜待雪喊我》、《劫后书》等十余种，讲演集《我偏爱读诗的荒谬》，评论集“异托邦指南”系列，散文集《衣锦夜行》、《寻找仓央嘉措》、《有情枝》、《有托邦索隐》，小说集《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末日练习》等。

 

 

 

廖 伟 棠 授 奖 词

AWARD  SPEECH

廖伟棠以游走者的个人体验深入到对行动诗学的探索，在鲜明的地理风貌和漂泊的精神世界的纠缠中探求诗歌想象的可能性。他既能在无根的城市空间激活词语的律动，又能在自然意象与城市意象的贯通中捕捉生存景观，还擅长以超时空的情感体验突破日常生活的禁锢。他的诗歌把都市的悖论情境压合到内在的抒情结构中，以尖锐的笔调处理碎片化的当下经验，融日常和荒诞、知性和感伤、在地性和超越性于一体，在外部世界的杂合性与心灵世界的超越性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平衡。

 

 

 

廖 伟 棠 答 谢 词

THANK-YOU SPEECH

感谢远在北方的赤子诗人们对南方这一丝不合时宜的声音的关注和肯定。

赤者，霞光也，血色也，袒露也，属挚诚和磊落、勇毅之词。

而这三者却恰恰是这个时代所稀缺的，我们诗人有义务挺身而上，把诗里的这抹血色静静袒露，以作为如磐暗夜里一烛耿耿的警醒。

有价值的事功必然也最困难，当我们承诺了诗的责任和奉献，我们便应不再空喊口号或围炉取暖，而是要投身语言方舟的建设，辨析同代人的痛苦和难言之隐，一一纳入怀中，一起痛，一起寻找新的言说之道。

尤其庆幸这个奖项以及分享过它的诗人们，均来自民间。民间本来就是活水的来源，而且只要你深挖，这源头依然有未被污染的幽潭，那里光影摇曳生姿，那里有微物之神悉心照应，万物的繁种得以重生。

而此地，燕赵之地，古时多有慷慨悲歌之士、游侠剑客之魂，我相信他们至今仍然在徘徊踯躅倾听，期待我等借此净水淬炼出金石铿锵的诗篇，不负汉语曾有的高贵、纯正和厚重。

诸君，共勉之！

 

 

 

廖 伟 棠 诗 漫 谈

POETRY TALK

1

在这个时代, 诗歌还有什么意义?

道可道，非常道，同理，诗歌要是能说出一般程度上的“意义”的话，似乎也就不是诗了；换句话说，诗之所以是诗，是它不囿于普通意义的“意义”，诗可以彻底的非功利化。

 

但我也不喜欢以这为诗追求无意义的借口，诗可以无意义不等于诗追求无意义——即使无意义的诗本身它的存在也是一种意义，尤其当它处于一个事事都被追问意义的功利时代之时——但显摆“无意义”则又成了急功近利的终南捷径了。

无意义之诗表明自己的超越性的意义，倒也是对时代的一种反诘、甚至反抗：比如说诗把语言从日常功能性中抽离出来，彰显了语言本身的美与根源性重生，这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重建；诗把被时代否定的价值如慢、空、败、逆、负等等予以强调，是一种对整个世界的简单二元化的不满足，从非理性非逻辑的思维空间给予我们省思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

诗无意义，又是最多意义的。

对于有的诗人来说，写诗最大的意义也许在于精神传诸身后。古代最悲惨的诗人，肯定是一个我们不知其名的诗人，古人云：立功立德立言，诗人最大的成就就是“立言”，每一个诗人都以能成就自己风格、自己的诗歌能留存后世为傲，只要能在浩浩荡荡的文学史上甚至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自己的文字，那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不过就算不能“立言”，能从写诗中获得自我满足，也充满意义。被很多人觉得一生悲惨的诗圣杜甫，有这么两句诗“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那是直接点出了立言的虚妄。而杜甫又写过“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一般人都以为是怨言，是说写诗的人现实际遇悲惨、会饿死埋没，但你且看“高歌有鬼神”，这种至乐境界，世上有几多人能达到？

当然，如果非要从世俗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很多诗人都是不幸的，被弃市的谢灵运、儿子饿死的杜甫、被毒死的李煜、被斩的文天祥、戊戌六君子……还是杜甫说的——“文章憎命达”！好像命运太一帆风顺的人都写不好文章似的。

所谓“诗穷而后工”，非要从科学而不是命运的角度去解释，那是因为诗歌、尤其中国诗歌的成就跟诗人的直接经验有很大关系，中国诗是经验的诗，不像西方浪漫主义、神秘主义的诗是超验的诗，因此一个人有了丰富甚至坎坷的人生历练，然后又有足够的才气、笔力去呈现，那就是成功的诗人。

其实诗之成功不必诉诸同代。杜甫也写过“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其二》）这样的跨时空想像，链接我们与我们的文学老师的，是对时代的同一敏感，对历史、政治的清醒反思。文学的伟大也正在于此，不但有未来的读者在等著你，你还能为过去的读者招魂，让他与你的作品并肩，一同面对当下的读者。这样的一封书信，不需要回复，因为它已经倾尽你的肺腑。

 

2

 

三月二十一日是联合国订立的国际诗歌日，貌似很严肃；可同时它也是国际睡眠日，貌似很解构——至少在网络上以此幽默一下或自我幽默一下的不读诗、热爱诗的或诗人本身都不少。

诗歌与睡眠最大的关系是它们都会使人做梦，但对于当代诗人来说，他们失眠的时刻远远多于做梦的时刻——当下世道，只要你是一个被良心困扰的人，都不可能做梦，而是会为此失眠，一个诗人，尤其应该如此。

不要相信诗人是逍遥者这一天真的说法。诗人首先是人，一个合格的人在此时此地无法逍遥，因为他们面临自己逍遥和旁观他人痛苦的矛盾，而诗人，“哀乐过于常人”，则应该有更大的矛盾感；诗人又从属于一个特殊的传统：士，士不是西方定义的知识份子，他是坐言起行的知识份子——士不可以不弘毅，天行健，自强不息——他要求自己知行合一。

最后诗人才是诗人，他以想像力和语言创造力来完成他作为人作为士所需要做到的反抗与建立，去面对并奢望深入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现实中丰满了自己的体验，经历过大多数人经历过的喜怒哀乐，然后尝试开口去说出一二，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诗人，而不是在象牙塔里雕龙的形式主义者。更关键的是，他与其他人一起面对困境，即使这种困境在一个写作者身上呈现双重的困顿。

这是苏珊桑塔格所说的真相与意见的问题：“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掠夺者。”这段原应该属于常识、现在是消费社会的稀罕品（因为它渴求作家成为被消费的意见提供者）的话，出自苏珊桑塔格的《文字的良心：耶路撒冷奖受奖演说》。

紧接著，她提出一个在追求公民社会的道路上一个作家必须自问的问题：“我相信正当的行动。但那个行动的人是作家吗？”联系上我上面提到的士的概念，我也要跟著问一句：是什么使诗人区别与其他的士呢？当社会良心要求诗人成为一个介入社会政治的人的时候，他如何处理他的分身问题？

或者回到基本现实：我们都可能成为同一个公共事件的经历者，无论是亲历或者更多的是旁观。比如说公共灾难的同时，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读者和传媒需要灾难诗的写作作为见证和安慰，但诗人却面临著消费苦难的指责与旁观苦难的自责。苏珊桑塔格论说摄影的最著名的话：“旁观他人的痛苦”实际上对诗人更沉重。

杜甫之所以伟大，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解决了这个道德困境，但他的解决方式是残酷的：他不止于旁观他人的痛苦，他人的痛苦实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中唐的离乱直接投影于他的命运。

逃难、贬黜、穷困与丧亲，他无法改变命运，索性把自己当作了时代的实验品，他的中晚期诗歌，许多可以看作是他对作为实验品的那个痛苦的杜甫的观察和剖析，这样他同时剖析了他那个不幸的帝国与时代。

这是他的天职。诗人忠于自己的天职，最基本在于把一首诗、把一辈子的诗写好，从自己身上开始回归一种秩序，杜甫的世界越是礼崩乐坏，他的诗就偏要诗律细、井然森然。这种对个体秩序的捍卫，相类于苏珊桑塔格对“原则”的强调，实际上是对“道”的捍卫，有道，才有可能超越这种道德困境。

其实不须奢谈超越，毋宁说我们需要一种对困境的忠实。诗歌是自我辩驳，辩驳的过程就是结果，当我们直面诗人在此时代的道德困境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使自己成为本时代的实验品，也许最终会成为对未来有益的牺牲品，我们需要旁观那个无论作为旁观者还是介入者的那个我。

套用苏珊桑塔格在《同时》里对小说家与道德考量的思考，也许我们可以说：严肃的诗人他们反诘自身，他们发愤以抒情。他们在忠实于我们经验或者超验的作品中唤起我们的共同人性，尽管这些经验貌似属于他人的痛苦。他们变幻我们的想像力。他们的诗句深化我们对万物的同理心，为我们的道德判断提供更广阔的可能性。

 

3

 

诗为诗人个人而写，但个人要做好这个时代的个人，个人要成为最敏感的试纸、探热针、实验品，这样你书写自己就是书写这个时代。

诗为他人而写，但诗在塑造它的读者，要求它的每个读者都成为上述的个人，然后诗不设限，在他人心中重写一次变成一首新诗。

诗人与诗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做好一个人才能写好诗，写好诗能引领你做好（完整）一个人，诗中的诗人形象真正会成为一个诗人的自我。

诗歌语言必须负起对传统语言的招魂和换血的使命，它应该置身于民族语言的过去和未来之间，提醒两者的对话，成为两者的回声。它还应该成为重建人民的想象力的魔术棒，使他们逃脱、甚至反抗功利话语的奴役。

诗的力量在于让你面对虚无、权力、毁灭等庞大实物时沉得住气，然后“沉而能飞”（顾随先生形容杜甫的话）。

没有自由，人仍能写好诗；但没有对自由的向往，对自由的执着，绝不能写好诗。

诗不要撒娇，甚至不要以诗人所遭遇的残酷来撒娇。诗要做到不卑不亢，才能赢得尊重。

中文现代诗自救之第一要务是：不打妄语。做不到这一点，多聪明都没用。

很多你骤眼看起来很不错但不知所云的诗，其实不是诗，是一种腔调，它不断呢喃，把读者和诗人自己都催眠了，暗示他们：这是诗，这是好诗。而且坏诗人们达成共谋，以劣币驱逐良币。

一首诗不只是音乐，而是“音墙”和“弦外之音”，不只是建筑，而是“家”和“教堂”，不只是织物，而是“刺绣”和“旗”。

我十年前写庞德的一句话：“直接，明亮，响亮，自信，清澈。他的讽刺也是用歌唱的方式完成的，所以远远高于讽刺对象和讽刺本身。而他的雄辩，包含悲悯。”后来也成为我写诗的座右铭。

诗与大众的关系是一回事，诗人与大众的关系是另一回事，举个例子：一个文学院里的卡夫卡永远成不了奔忙于诉讼与城堡的K，成为了土地测量员K才成为卡夫卡。

诗是魔术，但诗人不可以魔术师自居。

唱歌的人，没有发出声音

只是把沉默垒成管风琴

筑在十字街头。

写字的人，没有写下字

只是把墨拧成团

在城市疤痕上摊开

滋生一个细浪淼淼的海。

贴纸的人，没有贴上纸

只是把树的灵魂唤回来

让它再活一次。

 

4

 

诗是超越的，也是边缘的。

其实对诗人来说，不存在上升或者下降的问题，只有要么一切和要么全无的问题；因此诗人难以固定成为星座，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为流星或者彗星。

诗如果是尖端，这个尖端不一定是巅峰，也可能是向下的一个至深的极点。

这样的“诗是个有机体或一部时间机器，从一开始就努力达到终点。”就像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说。

这样的诗是对未来的考古，也是对过去的科幻，我们的预言是重新发明已经消逝的东西。因此诗人永远年轻，也永远和土地一样苍老。

二十一世纪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们都仿佛生活在我们小时候想像过但是想像不到的未来里了，但有人在考古。这就像十九世纪诗人王尔德说的：我们都生活在沟渠中，但有人仰望星空。

这是不合时宜的。而我们正是以我们的不合时宜的诗文字、不合时宜的对文字的态度，来帮助我们亲近真正的现在——

这个矛盾的时代。

 

 

 

《请 死 者 怜 悯》诗 歌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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