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赤子精神 >>张承志:我为什么要脱离体制?

【编者按】体制有最强烈的腐蚀性,体制内的人不可避免会变成一个庸俗的人,这不是莫名其妙的清高。张承志说:1989年之后,我站到了体制之外,似乎体制也在对我孤立;从体制内挣脱而出,我不仅没有穷困潦倒,而且在时时感受着富有。当你经过奋斗完成了你的提高,面包会有,牛奶也会有,这种体制之外的幸福,千金不换。

作家张承志作家张承志

文/张承志

  脱离体制,应该说这是被动的。换个术语:背后有无形巨大的手的拨转,才导致一切的结果。当然,也有自己体内血性的催动。

  但在当时都有具体的原因。总之既是一个被动的选择,也是一个前定的使然。自己天生的血统中肯定有这样的一种基因,早晚我要走上这样的一条道路。在当时,正团级的待遇、军队里最高级别的创作人员、受宠的精英作家、全国作家协会理事等等,也不用往上爬,只消闭上嘴对太坏的事能够装作没看见———今天也就不是这样的局面,所谓物质地位等待遇也会大大不同。但是我相信,如那样我就不是我,人就不清洁了。

  我们穆斯林一辈子只求要做清洁的人。心至少是清洁的。大多数人都会这么说,但不一定会这么做。但我们山东这一家人,几辈人说得到做得到,因为我们抗拒不了体内血脉的冲动。

  这是回族的一种骄傲的民族基因。就像历史上,明朝的思想家李贽、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虽然他们都已没有践行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但他们抗拒不了肌体内这种“异端的血液”。他们有抗拒一切不洁净的冲动。所以李贽到了七十多岁,被关押拷打最后割喉而死,但在遗嘱中留下的,却是一种含混的、依稀儿时的埋葬记忆。海瑞,明清历史上再没有出过像他那样的清官,还居然敢骂皇帝。他一辈子的行为,他清洁的精神,都是由于一种伟大的血液的搏动。

  我们作为穆斯林,身怀这样一种血性我觉得自豪。今天看来,当你抛弃了一部分东西时,也在收获另外一部分东西。至于到底丢掉的多,还是收获的多,因人而异见解不同。1989年我离开海军时,当时相熟的作家中,今天没有一个不是少将军衔。但是究竟谁真正得到的多、谁更受到命运之神的宠爱?比比学到的真知,比比与人民的关系,我觉得我得到的最多,而不是他们。

  我感谢前定,我感谢当年的勇气,更感谢安拉在我的背上推了一把的无形之手。因为那一步,我既对得起作家的名字,也对得起穆斯林的称号。否则我也可能会是一个庸俗的人,因为体制有最强烈的腐蚀性。我没有莫名其妙的清高,我相信如果还在体制内,腐蚀一样会来到自己身上。但是,1989年自己从那个台阶上跳了下来,现在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

  那以后,我必须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就像农民工到北京打工一样解决生存的需求。在作协开会时,一个维族作家弄不懂我的方式,我告诉他:“你没看见维族人在卖葡萄干吗?我和他一样。不同的是,他卖葡萄干,我卖散文。

  1989年我只有41岁,到今天我已经67岁。这么多年,我不仅没有穷困潦倒,而且在精神上也包括物质上,我富足而快乐。不仅没有被缺少差旅费等束缚,而且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只要兴之所至,只要想去学习,我们就能自费前往。包括这次在马来西亚,人们在猜是谁接待,而你很清楚我们坚持自费。我愈来愈看清楚了:一切都是预定——安拉不让我当可笑的暴发户,但却一文不少地给了我吃饱穿暖、走遍天涯、帮助穷人的给养。

  这一切,通过我们对身边所有发生事情的认知,表述有信仰的中国作家并不都是金钱的顺奴;我还进行了以《心灵史》珍藏版收入援助巴勒斯坦难民的天课行动。我和妻子以及最亲密的战友,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把自己著作收入的十万美元,按照古兰经关于施散者更要谦虚的教导,把它们手递手地、谦卑而真心地放到了476户亲人的手里,那是我对金钱的一次畅快的论述:金钱,当它不以私有为第一原则的时候,人会获得真正富足的感觉。而且那一刻,钱才实现了它的最大价值,当你手递手地把它送给巴勒斯坦亲人时,你会觉得这钱很可爱!

  就这样,由于从体制内挣脱而出,我不仅没有穷困潦倒,而且在时时感受着富有。当然,这种深刻的富裕感,是一种穆斯林的幸福。在这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体制外的含义。

  1989年之后,我站到了体制之外,似乎体制也在对我孤立,什么学会、学报、出国、进修、评奖、“国家津贴”,各式各样的便宜,都清除得干干净净。

  那以后我凭借的东西只有一样:文章的水平。如果不管因什么原因水平降低,我就会失败而且招致嘲笑。如果失败,以前一切清洁的选择就似乎变成否定,因为这个社会唯以成败论英雄。

  我不愿让自己的生命被嘲笑,我绝不能在最后让人觉得:他多么可怜啊,穷困潦倒,连拉面都吃不起。我在和流行天下的价值观,作一生的比试。我可以公开我的诀窍:我只有一条路,就是以学习保持水平。

  世界上良知还是存在的,当你经过奋斗完成了你的提高,写出领先的作品时,不仅学术与文学的地位得以保障,而且面包也会有,牛奶也会有。我们要吃得温饱、过得富足、还要拿出一部分钱财帮助他人———这种全面的富裕,这种体制之外的幸福,千金不换。

  如果要我对年轻的知识分子说一句什么,我想说的唯一就是这一句:作为自古就在体制外的回族群体的一员,警惕你对体制的梦想!有人说,体制是最大的“设立壳”、是最大的以物配主。从体制高层脱离的我,感到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当你的手指摸着键盘时,要记住最危险的就是歪着嘴摹仿体制内的腔调。靠取悦别人、学别人的腔调,获得的所谓话语权可悲至极,它注定要失败。

注:本文由袁淑明采访,转载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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