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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意识、批判精神与日常逻辑
 
——王家新诗歌论
 
刘波
 
 
王家新的写作有种一以贯之的精神,那就是承担,从时代的承担到个体的承担,从语言的承担到灵魂的承担,因此,他不是那种反差很大的诗人,从无跟风或随潮流而动,这样一种坚守和持续性,正是其作为诗坛常青树的保证。从大学阶段开始写诗,到经历1980年代诗歌的“灿烂”,再到1990年代的凌厉出手,最后到新世纪的日常回归,王家新走了与很多诗人不一样的写作之路,正是这种不同,造就了他独异的诗歌风格:以沉重的笔调见证时代的变迁、伤痛乃至荒谬,极富历史感和命运感。这种精神至上的书写,让王家新成为1990年代诗歌的标杆,同时也为他日后的创作和转型提供了另一种艺术的向度。作为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诗人,王家新诗歌的价值体现在他出示了自我警醒的维度和灵魂超脱的力量。
 
 
一、灵魂的审判
 
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曾入选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一课,这对于王家新来说是不是一种幸运?想必他不会因此而太得意,因为他对自己大学期间写的这首诗并不满意。可能诗人认为这样的诗过时了,不太符合自己后来更具现代感的创作风格。或许没有悔其少作的意思,但诗人很少再提及这首诗。很多人知道王家新,大都因为他那首流传甚广的《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诗最能佐证王家新作为一个厚重诗人的分量。虽然此前王家新已写诗十年,且有了广泛影响力。如他所言:“我现在写诗/而我早年的乐趣是滚铁环”(《简单的自传》),滚铁环的乐趣肯定和写诗不一样,但它总归是一种诗意的铺垫,也就是说,他在1980年代的沉淀就是“诗心”的积累,在1990年代的爆发,为其带来了另一场语言的景观。
王家新在1990年代初的用力,很大程度上是对精神的抗争,甚至有一种深重的使命感。“在时代的喧嚣和骚动中,似乎只有那些‘来自过去而又始终就在眼前’的精神亡灵,才对我的写作产生一种激励,才使我感到自己又和千百年来人类运转不息的精神结合在一起。”那些“精神亡灵”和诗人的现实命运联结在一起,就成了他写作的牵引力,让他去洞察命运背后的真相。“越是有命运的挤迫,他生命中便越能焕发出耀眼的光芒,他的诗,也越能趋向于一种沉实和厚重。”凸显命运感是王家新诗歌的精神底色,他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水到渠成,这种自然更趋近于内心的隐秘,性情决定了他不可能太过张扬,太锋芒毕露,于是他向内进发,将生命的救赎写实了。
1980年代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收获期,因为幸运的诗人们赶上了诗歌的“黄金时代”,他们在那个辉煌的年代以荷尔蒙写作完成了对青春的祭奠,也以反抗的方式结束了“灿烂”的诗歌精神。王家新没有去追赶青春书写的潮流,不知是他有意错过,还是他真正在作自己的积累,我相信,正是1980年代那“蓬勃的诗歌精神和诗歌想象力”为其带来了命运的启迪,这样才有八九十年代之交别人都放弃或转向时他那奋力的一跃,一首《瓦雷金诺叙事曲》和另一首《帕斯捷尔纳克》,为他带来了声誉,何以如此?因为一种诗歌精神。这种诗歌精神,在王家新看来是“知识分子诗歌精神”,他还对此作过阐释:“知识分子写作,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故作斯文的写作;在我看来,这不仅体现为在任何环境压力下对人类精神命脉的坚守和维系,还体现为一种把自己严格限制在自身工作范围之内的文本意识,体现为对自身的不断反省与对各种蛊惑的抵制……”当这种精神支撑着诗人坚守于诗歌现场时,1980年代的那些冲动写作可能就会显得幼稚了。对于诗人来说,这种诗歌精神显然和一些名字联系在一起——叶芝、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等——正是他们的诗作让一个汉语诗人获得了营养。他的风格也代表了当时写作的一个方向:沉重,忧郁,带着某种责任意识。
其实,作为一个南方诗人,王家新似乎应是灵动的,但我们读其诗作发现并非如此,他要抵达的是一种真诚,由内向外敞开一个情感的世界。就像他所欣赏的欧洲诗人那样,在瓷实中出示厚重的美学。然而,这种地域划分并不科学,王家新本人也有过解释,从南方移居到北京后,“我开始希望我的诗歌语言中透出一种能和北方的严酷、广阔、寒冷相呼应的明亮。”我们在读王家新的作品时,也会发现他的诗不少都是取景于北京的冬天,那种寒冷逼示出了诗人内心的困惑,他的表达也因此来得更真切、有力。“即使在冬天里写作你也要记住:这只能是从你的诗中开始的雪。”当那些冬天的意象构成了其诗歌的厚重质地时,我们能感觉到他书写时代挽歌的力量,他郁积内心的那些情绪,需要合适的方式释放出来。
“世界存在,或不存在/这就是一切,绝壁耸起,峡谷/内溯,一个退守到这里的人/不能不被阴沉的精神点燃/所有的道路都已走过,所有的日子/倾斜向这个夜晚/生,还是死,这就是一切/冬日里只剩下几点不化的积雪/坚硬、灿烂,这黑暗意志中/最冰冷的/在死亡的闪耀中,这是最后的/蔑视。高贵。尊严/星光升起,峡谷回溯,一个穿过了/所有港口、迷失和时间打击的人/最终来到这里/此时、此地。一,或众多/在词语间抵达、安顿,可以活/可以吃石头/而一生沧桑,远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及高高掠过这石头王国的鹰/是他承受孤独的保证/没有别的,这是最后的营地,无以安慰/亦无需安慰/那些在一生中时隐时现的,错动石头/将形成为一首诗/或是彰显出更大的神秘/现在,当群山如潮涌来,他可以燃起/这最高的烛火了/或是吹灭它,放弃一切/沉默即是最终的完成”。这首《最后的营地》,属于典型的王家新风格:即便是冰冷的景观,最后也要抵达对人世的理解,这里有沉重的困惑,也有无奈的叹息。诗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这样,他的严肃和庄重,对应的正是诗歌中黯淡的人生感受。
王家新虽然经历了1980年代嘻笑怒骂皆成诗的时代,很多诗人都在幽默中唤起了一种才子般的感觉,但是王家新没有。他并未像同时代诗人那样在语言的变换创造中寻求新鲜感,而是选择在沉重的精神领地里消化那些欧洲诗人和作家所带来的营养,并对接自己的精神遭遇,由此留存了1990年代初那段令很多人感觉苦涩的记忆。王家新那一时期带有挽歌色彩的诗作,现在看来就是灵魂的审判,一方面是对自我的内省,另一方面,则是对时代的反思。但他没有以“介入”的方式来作公共性审视,而是以个体的悲愤化解了宏大事件中的难题,带有宗教般的神圣性与力量感。他在否定和质疑中试图接近内心的真相,这种真相如同精神流亡后的无处归依;当诗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时,他将现实的遭遇化作了精神书写的一部分,所以他才会去写承受的重量。诗人要承受的不仅是外在的压力,而更多的还是自我内心的那份不解,即对存在感的追寻,或对荒诞现实的反讽。
这个时期的诗,对于王家新来说是有难度的,他挑战了1980年代的诗歌氛围和文化气场,让它们在自己的写作面前变得轻飘起来,尤其是他那些隐秘的内心感受通过沉重的文字得以展现时,有一种深深的苦难感。这种苦难感不是记忆回访所致,而是诗人带着一种悲剧书写的自觉;他的领悟是伦理反思所激起的创伤,历史和现实的灾难投射到诗人的内心时,他需要将其转换为一种诗意的可能,而且还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建构精神的原点。
在很多诗人经历中年困境时,王家新却从中年开始了他另一条诗歌之路,这是其与众不同之处。当那些早夭的才子、过气的词语爱好者在读者中形成小规模影响时,王家新以他的厚重抵抗了那些表象的喧哗。他的写作追求真挚,有时甚至是笨拙的,“我的‘笨拙’,也并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试图使一个人的写作更具难度、更具有艺术整合性和内在力量的努力,否则它只是笨拙而已。”难度写作,对于王家新来说,不仅是语言和技艺上的难度,更是精神和思想上的难度。那些潜在的生活之困让他不可能随意下笔,触及灵魂的书写,是在承担前提下的自我对决。他的坚守不是抽象的乌托邦,而是要为汉语诗歌提供一种价值观,也就是说,王家新的承担美学有别于1980年代热闹的江湖气,“承担”二字让他保持了严肃的格调,因此在他的诗中才会有那么多追问、质疑和考量。
 
 
二、对话思想性
 
我想,正是一种不安定和不满足,会让一个诗人在语言创新和思想探索的路上踽踽独行,且孤寂地坚守那个理想中的高度。王家新一直有他自己的高度,他不轻易去降低,因此他的孤傲给其诗人形象带来了一些误解。比如他对西方诗歌大师的学习和借鉴,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唯西方是从,这种印象让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他在外部所引起的争议与他的诗歌心理有关,包括在写作中所设定的高度和透出的“开放”策略,都让他成为了批判的靶子。而他的书写实践是否达到了自己所定的高度,这个疑问我们无法解决,只有诗人自己在这个高度之上的思索能化解这一命题。其实,诗人为自己所制定的高度,只是一个方向,即便没有达到,能够无限趋近,也就是对一种“承担”的完成。因为他在这高度中找到了自我的空间,不管外面有着怎样的闪转腾挪,他能持守住内心的现实,这样也就保证他不会太远离本心,从而达到开阔之境。
当“命运”这个词进入到诗人的视野时,他的书写就不会太轻浮。他将人生的命运感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其所获得的就是经验转化的力量。当生死、高贵、尊严和灵魂、意志、召唤这样的时代大词出现时,阶段性的历史沉重就构成了写作的现实语境。个人淹没在现实的庞大集体里,只会显得渺小且微不足道,而一旦个人对接了时代的悲剧,体现在诗人笔下的风度,或者说在他身上所投射的气质,就是为了尊严写作而拥有的准则。作为一个时代精神的记录者,他的诗歌不是以华彩的辞章取胜,而是在于他强劲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契合了一个特殊时代的美学选择。王家新的诗大都以对话的方式写出,他需要找到倾诉的切入口。“在我这里一直有个对话者,但是当我写作时,他消失了。于是我不得不把他重新追溯出来,从一种更深入的黑暗中。”诗人一方面是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另一方面是和他者对话。与自我心灵的对话,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自我的调整,“如果我的写作,能把我引向一种雨中的孤独的死亡,我就是幸福的。我已不能要求更多。”(《词语》)这就是一个诗人的内心独白,他的满足与否,都取决于能在诗中表达一种怎样的情感,孤独的或喜悦的,无助的或分裂的。孤独给诗人带来的并不是灾难,而是一种秘密的精神抵达,而且他还从中找到了自尊,这就是自我和时代之关系在写作上的见证。“而无论生活怎样变化,我仍要求我的诗中有某种明亮:这即是我的时代,我忠实于它。”(《词语》)诗人忽视时代的罪责,可能都会流于某种阴暗,但当我们习惯了书写黑暗和孤独的悲剧时,明亮与光荣反倒成了异数。诗人与自己对话,就是要以真诚的明亮来应证他所处时代的境遇,这才是一种存在感的呈现。
除了与自我对话外,王家新诗歌的思想性更多时候还体现在和他者的对话上,当两颗高贵的灵魂相遇时,不管是人生之忧,还是存在之难,都因此而获得了交流的契机。思想的对话不是攀附、顺从,而是平等的沟通,包括诗人所渴求的高远,都是基于一种赋予其启蒙意识的自觉立场。他的诗学一方面是忏悔,另一方面就是反抗——对既定原则的某种打破。“诗人不安起来。欢快的语言/收缩着它的节奏。/但是,他怎忍心在这首诗中/混入狼群的粗重鼻息?/他怎能让死亡/冒犯这晶莹发蓝的一切?/笔在抵抗,/而诗人是对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严酷的年代/享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为什么不能变得安然一点,/以我们的写作,把这逼近的死/再一次地推迟下去?”在献给帕斯捷尔纳克的《瓦雷金诺叙事曲》里,诗人用一连串追问与这位俄罗斯诗人进行对话,传达了对诗人的痛惜之情,而这又何尝不是在勉励自己呢?这种追忆式的呐喊,与其说表达了对一位异域诗人的信任,不如说他是在寻找自我抗争的理由。这首诗的重量来自于双方对话的路径,它不是靠天马行空的想象就能完成的使命,而是需要恢复体验和共鸣的感觉力,让经验的对接不被虚幻的控诉所遮蔽。这是两个气质相仿的诗人所达成的灵魂交流的格局,在1980年代末期写出,确实有震憾人心之感。而稍后的《帕斯捷尔纳克》,是王家新再一次向诗人致敬的作品。这一次,他没有过分专注于对话,而是以自己的遭遇来印证时代的残酷,以及这样的时代给个体所带来的恐惧、不安与焦虑。“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为了获得,而放弃/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自己的土地!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在风中燃烧的枫叶/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诗人就是要寻求超越现实的精神维度,包括他的自我鼓舞和终极关怀,都不可能脱离自身的现实境遇来作凌空蹈虚的表演。
真正的思想性写作是不需要过多修饰和定语的,它就是诗人最朴白的表达,一针见血,直抵本质。王家新所书写的,是内心之诗,也是道义之诗。这里的道义不是道德规约,而是一种责任意识和承担精神。就因为有担当意识,他才会与自己对抗,和体制周旋,反映在笔下很大程度上就是痛感,是个体之痛,也是时代之痛。时代的过错和历史的罪责,给诗人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之痛,更是心灵之伤,这种心灵创伤就是个体遭遇的现实难题,诗人的回应通达的是抒发个人意志的书写之门。不管他是访问记忆,还是搜索现实,最终还是要在个人觉悟的基础上去领悟写作的力量。“我要求在我的诗中能够出现一种广阔的视野,同时又带有一种我个人的、或者说这一代人的那些最噬心的伤疼……换言之,我在试图形成一种能与历史的要求相称的个人诗学。”那个时代王家新没有一头扎进“日常”,而是带着超脱之意来书写生活的疼痛。虽然他脱离不了时代性,但他所追求的精神有着普适的尖锐,往往能刺痛我们的神经。“又是独自上路:带上你自己/对自己的祝福,为了一次乌云中的出走。”(《纪念》)没有他人祝福的上路,确实显得寂寞、孤单,而这又何尝不是诗人的自我砥砺?他真的甘愿如此?任何孤寂都可能转化为诗意的言说,但也有可能会因此而流于绝望。“在你上路的时候没有任何祝愿,这就是流亡!”(《词语》)这一主题是王家新接触最多的,那么多流亡诗人在内心的纠结与煎熬中或失意,或无奈,或绝望,而惺惺相惜成了他们相互取暖和欣赏的唯一方式。这就是诗歌的思想所具有的力量,他所书写和尊敬的那些流亡诗人,都是曾经给他带来安慰和共鸣者,他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找到了存在的意义与写作的理由。
在思想性写作并未盛行的1990年代,王家新却在实践中准确地定位了自己思想写作的方向,这种逆向之举决定了他不可能放弃诗歌的边界,而去作精神上的随波逐流。所以,他的诗在表象上拒绝了技艺、结构乃至形式的表达,而偏向于精神剖析和思想困境的展示。“正是在对时代生活的所谓‘介入’中,我一再感到了个人在历史中的无力,或者说,一种荒谬感的加剧。这也促使我愈来愈了解到我们这些人写作的性质。”他的这种承担或“介入”,跟朦胧诗人不一样,不是要为一代人代言,而是要以自我的方式来勘探时代的深渊。
王家新没有像很多1990年代诗人那样去追求后现代的解构性和碎片化,而是保持了严肃的格调,这可能与他的思想体系有关。当他勇于暴露内心的不安,然后去面对现实的喧嚣时,瞬间的对立又在他内心竖起了那道精神的屏障,他需要再一次重整,再一次启程。
 
 
三、从一种日常到另一种日常
 
1990年代初,王家新以一种悲壮的姿态书写了那个时代的严酷,所以,他一度被称为是中国当代诗歌的良心。然而,时过境迁,二十年后,他回归对日常生活的书写,那不是倒退,而是一种坚守。“无论世道多乱,我相信只要人心不死,诗歌就不死,只要我们伟大的语言不死,它就不死。所以我不会再持那种姿态。”这是先锋诗人的保守姿态吗?从王家新的写作历程来看,结论没这么简单。他曾经站立过的历史现场,如今也已成为了记忆。一代人的集体沉默,终究抵不过时代的碾压,精神上看似高涨了,实际上,很多诗人匍匐着写作已经多年。王家新似乎从来就未动摇过,他写作的起点就已是很多人到达的终点,这注定了他对诗歌的坚守是一场持久的语言和思想战争。
在这种坚守里,王家新很少去写那种模糊或暧昧之诗,他需要做的就是让词语都落实在每一个句子中,让每一个词语都能在字里行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旦在寻找过程中遇到障碍,就可能影响诗人的下一步抉择。“我承认我正经历困惑。”困惑让王家新改变了策略,这是一个有追求和方向感的诗人在漫长的写作生涯里必定会有的选择,他在现实中有自己的真切人生,而在写作中也会有他的精神生活,当二者交叉、融合时,很可能会引起诗人的转型。因此,除了那些有着大词的承担感,王家新也开始书写日常经验,他可能不会去作直白的描摹,而是注入自己的观感。
 
我在昨晚写下了“雪”,今天,它就在城市的上空下下来了。这不是奇迹,相反,这是对一个诗人惩罚和提醒。你还能写什么?什么才是你内心生活的标志?看看这辽阔、伟大、愈来愈急的飞雪吧,只一瞬,室内就彻底暗下来了……
——《诗》(节选自《反向》)
 
    诗人就是在写日常,这里虽然只写了雪,其内心景观和自然景观对接时,一种冰冷的情绪仍然让我们感到现实的无力。这是诗人对现实经验最真挚的描绘,你被它感染也好,或为它动摇也罢,这样的书写就是一种调节性的转向。像这样的诗,我们能在诗人的作品里找到不少,它们都是他在某种心境或状态下的精神投射,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神经。比如,他写冥冥中的魔力:“我在深夜里写作,一个在沉默中逼近的人,为我打开了门。”(《词语》)他写一种忍受的心理状态:“在我的身上我忍受着不是我自己的死亡,直到它在化雪的一瞬彻底攫住我:土地变黑了。”(《另一种风景》)他写雪和写作的关系:“一个在深夜写作的人,/他必须在大雪充满世界之前/找到他的词根;/他还必须在词中跋涉,以靠近/那扇唯一的永不封冰的窗户,/然后是雪,雪,雪。”(《尤金,雪》)他写在一个人在孤独中的心灵漂泊:“七年了,我的窗户一再蒙上白霜,/我们的炉火也换成了暖气——为了/不在怀念中生活?而我一如既往,/上班、写作、与朋友聚会……/只是孤身一人时我总有些害怕;/我怕一个我不再认识的人突然敲门。”(《旅行者》)在这样一些关于日常的书写里,诗人始终站在一个精神的高处,他似乎还没有走下来,或者说没有彻底“放下身段”,我们还无法更放松地去亲近这种带着启蒙色彩的言说。在高处的姿态是对思想和尊严书写的某种回应,它承续的是诗人多年严肃写作的脉络。而当他彻底交出自己时,赤裸的经验书写就成为另一种表达的可能。“我的诗大都出自我对人生的体验,如果说那里面有一种‘空旷的悲凉’,这也是我们自己难以抑制的。”这或许和诗人的人生经历有关,他的敏感不可能让他去写那些粗鄙之诗,他只能背负着更沉重的精神包袱前行,因为前方有他需要跨越的障碍。转变由此开始,只要他继续顺着生活的道路行进,另一种日常就在不远处等待。
从精神反思的日常到世俗生活的日常,王家新确实是有过转型,这与年龄有关,也和写作的心境相联。他或许不愿再去写那些虚妄的精神苦难,他要回到人世中来,面对最为日常的景观,这样方可真正看透自己,参透人生。就从诗人这些年与儿子的交流,也可看出他的心境变化。他的书写,既记录了儿子的成长史,也呈现了父子从交流到反叛,再到认同的精神轨迹。这期间有痛苦,有安慰,有对生活的无奈,也有对命运的认同。如同诗人在一首诗中所言:“不是病疼,而是某种书写最终在他身上化为一阵抽搐。”(《冬天的诗》)事实就是这样,最后的结果可能并不是一场预订的悲剧,但那个过程却显得艰难,且障碍重重。
1996年,在送儿子到美国时,诗人写下了他的思考和感慨:“从中国东海岸,到美国西海岸,/中间隔着一片梦幻的海洋;/是什么在揪着我的心?儿子/直到飞机的轮子/轻巧地落在旧金山海湾机场。……/让我在每一首诗中为你祝福;从此/从你到我隔开一片痛苦的海洋。”(《送儿子到美国》)这是父子之间的情感倾诉。诗人写下了自己的感受,这是最为个人化的表达,似乎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会从中获得共鸣。此后,诗人还写了《带着儿子来到大洋边上》,心态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带着儿子来到太平洋边上/当大洋从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天边滚滚而来/我以前的那些妄想,还有那些焦虑/一瞬都失去了意义……”过去的担忧、困扰和不安,在面对广阔的太平洋时,诗人发现这一切都微不足道;尤其是当他看到儿子的成长,可以将一切不快与仇恨都化作云烟,它们的飘散不是结束,而是亲情的另一种变化。这接下来的感慨,就是一种成长中的反复,诗人却仍要去承受。“隔洋打来的电话:儿子。他的声音/仍是那么孩子气,但他已学会了某种迟疑。/他和他的父亲,已有了一种用太平洋/不能丈量的距离。而我该怎样表达我的爱?/孩子们在长大,他们完全不想理解父辈的/痛苦,犹如完全不能理解一件蠢行。/孩子们在长大,时间已使你的爱/变为一种徒劳——那么荒谬,那么致命。”(《一九九八年春节》)儿子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成了诗人的心病,他的苦恼是在一种抗争中解决,还是在一种宿命的认定中得以埋藏?这种日常生活的烦闷不是短暂的,而是长期的领受,他只有在真实的书写中才能获得暂时的释放。
而十多年后,诗人又写下了他与儿子的另一首日常之诗:“一个年过五十的人还有什么雄心壮志/他的梦想不过是和久别的/已长大的儿子坐在一起喝上一杯/两只杯子碰在一起/这就是他们拥抱的方式/也是他们和解的方式/然后,什么也不说/当儿子起身去要另一杯/父亲,则呆呆地看着杯沿的泡沫/流下杯底。”(《和儿子一起喝酒》)这首诗就是上一首的延续,不同的只是时间的变迁所带来的领悟:诗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其实对应的就是儿子的成长,或者反之亦然。
    王家新的经验书写是很纯粹,也很彻底的,他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对接早已存在的精神向度,可能会发现过去的激进都变成了偏见,而唯有现在的平和,才是离诗歌和内心最近的诉说。他不用再一次启程了,他已将所有的辉煌留在了过去,而一种退守也未尝不是在经历了生活的锤炼后所要进入的宁静。
 
 
四、内在的诗性选择
 
为了“不使自己的心灵荒凉”,新世纪以来,王家新写了大量诗论,但他并未放弃实践,依然在写着诗。在经历了人生转变后,王家新最后还是选择大学作为自己的归宿,这符合他的知识分子气质,也让他在精神追求上转换了方式。以前那种带着悲剧意味的写作,越来越聚合于一种放松、自由的境界,这可能是尊严写作的另一个向度。
诗人的最高境界,或许就是写出“人与世界的相遇”,这要通过感受来创造,也要通过理解来完成。“在一个人的死亡中,远山开始发蓝/带着持久不化的雪冠;/阳光强烈,孩子们登上上学的巴士……/但是,在你睁眼看见这一切之前/你还必须忍受住/一阵词的黑暗。”(《布罗茨基之死》)这仍然是诗人关于生死的对话,沉郁、肃穆而庄重,给人信任感。这样的写作源于诗人一直以来的大“承担”,这种承担体现在他所推崇的流亡诗人身上,就是与专制抗争的正义气质。“在一个依然是集体主义的时代,希望仅在于个人不计代价的历险,在于一种彻底的偏离:在那些小小的流派之外,是伟大的游离者。”而王家新对这些诗人的理解,有一种心灵上的相通。确实,1990年代初中期,他在欧洲期间的诗作带着浓郁的“流亡的气息”,“流亡的人把祖国带在身上/没有祖国,只有一个/从大地的伤口迸发出的黄昏/只有世纪与世纪淤积的血/超越人的一生”(《布拉格》)。身在异域之人,往往会有这样的切身感受,王家新也不例外。虽然他并没有经历那些诗人的残酷遭遇,但他感同身受地理解了他们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创伤,当这些在诗人身上发酵时,一种共鸣感油然而生。这是他在命运书写上的内在选择,仍然基于一种承担的指向。
而从王家新新世纪以来的写作看,有人发现他好像有些远离过去的“承担”,至少是从他的诗歌中难以看出。虽然他这些年投入在具有承担意识的诗人保罗·策兰上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对他的译介、评论和研究,在国内可称得上专业精深。然而,他内心的那个高度依然没有下降,他深知当下诗歌的优劣。而对于承担,他在新世纪初有过阐释。“在我看来,承担首先是‘向内的’,是对个人命运的承担,是对困扰着个人的那些人生和精神问题的承担。……承担,首先是承担生命之重。除此之外,一个诗人当然还应有一种更大的关怀,因为‘人生的’也就是‘历史的’,‘语言的’也必然会是‘文化的’。在此意义上,一个诗人不想承担也得承担。当然,是以诗的方式承担。”以诗的方式承担,这不是随便的言说,而是为诗赋予了某种责任,它的领受者不仅是诗人,还是他所处时代的一种语言体现。
诗人选择承担有他内在的精神动力,可能是苦难和悲剧,也可能是一场人生的变故所致。诗人在海外期间写过一首长诗《回答》,那种深沉的语调既像是忏悔录,又如同与生活和解的宣言,还夹杂着对人生理解的宽恕和最大限度的容忍。那种告别一个时代的声音,当能在严肃的阅读中打动我们,这时它就是一部诗人在命运无常的变化中的个体承担史。“人人都在‘真实’的名义下为那荒谬的一切/而战。我不再辩白,我也几乎不再关心/自己是谁,而只是想说: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你的痛苦,你的生活,你的可怜的真实/只是这部伟大传奇中的一个细节。”这种言说如此决绝而痛快,诗人在尖锐的语言利刃下写出了一种语言文明的力度。“是到了再见的时候了——平静下来,你仍是我亲爱的人,/平静下来,愤怒会化为怜悯,而挽歌/也应作为赞美出现。/我们有过那么多患难相助的时刻,相亲/相依的时刻……”这是一种自我拯救的途径,他放下了,认同了,化解了,一切都会在承担中重新获得意义。人生的那些刻度会记录下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疯狂和愤怒,悲伤与怜悯,大都以诗的形式得到了最终定格。
王家新那些带着重量感的写作,确实是凭借内部的情绪来打动人,但他仍然渴望以更真实的书写来面对生活的丰富变化。没有细节的支撑,一首诗很难获得结实的躯壳。那些激昂的言说,更多时候显得空洞、乏力。王家新也并不是完全以“知识”的方式发言,他之前指涉的是精神的重量;新世纪以来,他回归到了一种“实”,现实或历史的语境都化为了具体的细节,个人的承担突出的是一种自我的在场。“在我家附近的水库里,一到冬天/就可以看到一些垂钓者,/一个个穿着旧军大衣蹲在那里,/远远看去,他们就像是雪地里散开的鸦群。/他们蹲在那里仿佛时间也停止了。/他们专钓那些为了呼吸,为了一缕光亮/而迟疑地游近冰窟窿口的鱼..."(《冰钓者》)这样的“写实”对于王家新来说,是一个大的转变,并不像有些人说他的写作“无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不仅是语言上的,更是心境上的:他不再把诗歌局限于一种情绪流的滑动,而它也可以是对生活的记录。这样的认知,是一位诗人持续性写作的保证,否则,他的路可能会越走越窄。激愤者不可能永远保持昂扬,但他需要变化,这变化不是推翻自己,与自我决裂,而是微妙的转型。由此,我理解诗人这样的辩解:“不错,我的一生都在唱同一支歌,/这支歌我已唱了很久很久了,/这支歌尚未抵达到/我的喉咙”(《新年第一首,兼给一位批评我的诗“无变化”的人士》)。这种隐喻性言说,只有诗人自己能明白,他的清醒就在于坚持,以及在这坚持中的学习、理解和变化。
王家新没有像很多诗人那样将“语言的炼金术”表象化,他只是将其内敛地转化到了节制的修辞中,很多人觉得看不出“创造”的痕迹,没有多少语言的新鲜感,这种认识是不是一种误读?他其实很明白诗人对待语言的态度,这是写作最首要也是最基本的立场。“无论如何,诗人,仍是那种要努力在语言中标出灵魂的‘吃水线’的人(《船上的故事》)——在具体与抽象之间,在声音和意义之间,在诗的张力和它的精确之间。如果说近些年我在诗艺上有所‘进展’,这些就是。反讽的技艺、抽象的能力、语言的炼金术,‘微妙过度的音调’,等等。”诗艺的贯注就是依靠这些内在的历练,以及敏感的心智。“我希望自己的语言是一种出自生命体验而又富有质感的语言,或者说,是一种能与我们的生活经验——它当然也包括了身体经验——发生一种深刻‘磨擦’的语言。这样的语言不仅要有效地作用于人们的感官,更要抵及到人们的内心。”另外,王家新的诗歌一直以来都走的是散文化路径,他并非那种靠语言的想象去抓住读者的诗人,而是凭借内心微妙变化所激起的诗意。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注重语言的锤炼,他只是将其内化成了一种精神气质。他的这种变化,其实是更为内在的选择。
我仍然相信,无论王家新在语言上作出怎样的选择,他仍然是一位在精神上有追求的诗人,他绝对不会满足于语言的冒险,他还要寻求思想的突围。虽然布罗茨基说,“在诗歌中,如同在任何地方,精神上的优越总要在肉体的层次上遭遇抵抗。”但精神的理想主义前行势不可挡,即便有难度和困惑,那也是他的方向。“诗,仍存在于它自身的艰难之中。他的深度与高度、伟大和光荣,也只存在于这种艰难之中。”艰难是一种障碍,但也是动力,诗人就是凭借着克服艰难的冲动,才会一直往前走。就像他在诗中所言:“活到今天,要去信仰是困难的,而不去信仰是可怕的。”(《变暗的镜子》)重建当下诗歌写作中个体承担的精神,可能就是他的信仰。虽然这条信仰之路困难重重,但是诗人克服的过程,就是写作精神的重构。
从其近年言论来看,王家新是愈发明晓自己的“局限性”,因此,他才会去平视生活,将所有的真相还给生活本身,而不是高高在上,睥睨一切。然而,平视生活并不是一种屈服,不是对承担的放弃,而是对生活的另一种延伸与拓展,对写作的命运感和历史感的重新持守。王家新作为当代诗坛“刀锋”的力量,就在于他的坚持,比他者更为内在的思想守护。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作者简介:刘波,1978年生,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和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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