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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我为什么非要当一个“诗人”?
 
王家新
 
    ①木朵:不少文章会引用奥登的《纪念叶芝》一诗中的半个句子——“因为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来描述诗与诗人的一种处境,几乎每个清醒的诗人都在设法解决“诗意味着什么”一类的问题。在阅读你的作品时,也能察觉到你眉宇间的一抹荫翳,比如“徒劳的写作,只有你有时给我带来节日”(《一九九八年春节》,1999)、“莎士比亚理应在贫困中写诗”(《伦敦随笔》,1996)、“诗歌永远无法解决它的问题”(《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2003)。在一次小型聚会中,一个朋友说起你:“……他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他的责任感近似于‘诗是吾家事’的杜甫,这可以从《汉语的未来》(《读书》,2000)一文中嗅出一点名堂。”——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诗人的、诗的处境?如果说你的写作过程中存在某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它是什么?
 
  王家新:好,就这样开始吧。你问我“诗人”是什么,也许年轻的时候我知道,但现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一个“诗人”。我更不关心我自己“是”或“不是”。我只是按照我的内心为诗歌工作而已。说真的,有时候我更情愿去当一名出租汽车司机。我为什么非要当一个“诗人”?
 
  这就是我经常的想法或状态。因此,你那个朋友关于王家新的版本可能过于把他“放大”了。我为诗歌“忧心忡忡”?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因为诗歌自有它的命运。我可能比较认真,尤其是在面对诗歌和文学问题时,可非要把它扯到“诗是吾家事”上来,就有点夸张。要说,也只能这样说“吾之诗是吾家事”,而已。
 
  看来我们之间的“对话”还是有一定困难的,这中间有着这个时代制造的重重迷雾。这完全是一个“误读”的时代。可是话说回来,认识别人难,认识自己更难。我不敢说我就完全认识了自己,所以还要忍受下去,还要写作,还要继续“从死亡的方向往回看……”
 
  在实际生活中我如此,我是不会把“诗人”当作一种身份的。最近我从凯尔泰斯那里学到的,“生活就是屈从”,彻底地屈从,屈从到了家,也就解脱了。当然,凯尔泰斯只是一个说法,是我自己的全部生活教会了我这一点。诗人于坚有这样一句他自己可能很得意的话:不是诗人应该向世界敬礼,而是这个世界应该向诗人脱帽敬礼。什么样的诗人?真是有点吓人。
 
  不过,生活归生活,一旦你进入写作、进入精神的层面,你就必然会思考和面对“诗人的命运或处境”这个问题。你是无法绕过去的。如果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存在你所说的“某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就是一九八九年那个冬天。从那时开始,也正是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的写作才同我们自己的存在发生了实质性的接触。
 
  ②木朵:时间是容易腐朽的,因为一个人的逝世,一件事的发生,甚至某个逃犯在洞穴里被捕,就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从你的诗中,我能够读到类似的感受:“夏季即将过去”(《第四十二个夏季》,1999),“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九七六》,2001),“你还要更老一些,老得足以使你看到童年的方向”(《冬天的诗》,2001)。比时间更容易腐朽的是“时代”,它的寿命短得像木匠的榫头。侧耳听:“八十年代结束了”,“90年代结束了”……新诗的发展史像公堂诉讼,似乎法官缺失了,辩论者面红耳赤。时代的一开一阖已经以事件为刻度了。你如何看待“代”?就像你谈到“一九八九年冬天”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否吻合了“八十年代”与“90年代”前后交替的动因?(“个人的恰好是时代的”?)最可能是什么力量或事件迫使新诗的“90年代”,与时间序列上的九十年代同步结束?“未来”可以设想吗?
 
  王家新:“夏天即将过去”,指的是我生命中的“第四十二个夏季”即将过去,它表现的只是个人的肉体生命在时间中的感受和意识;至于《一九七六》中的“一个时代结束了”,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更多的人,恐怕都是如此。也可以说,在那首诗中,“一个时代结束了”,就像一把斧子落地一样确凿、准确。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怎样读诗?我发现“诗歌论争”尤其是某些人有意制造的蒙昧主义已极大地影响到阅读,人们已不能进入诗歌,进入到一首诗或一个诗人创作的内在实质,只是一看到一些字面的东西就开始下结论。如此来读诗,那李白的“白发三千丈”该怎么读呢?是不是该就此列入迪斯尼记录?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有时我不禁要问,这个时代还配不配拥有诗歌?
 
  至于“代”,我不关心也不欣赏这类炒作,我所关注的只是个体,是那些“单个的”诗歌造就的心灵,这个我已在许多文章中讲过了。至于文学史意义上的“开创”与“结束”、或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关系,那是文学史家或热衷于进入文学史的人们所关心的事,用不着我来操心。据说一位来自社科院的写诗的巫女士在网上声称每当社科院课题组开会我就必到场,“直到把我写入某一章”,她把她那个“社科院”看得太重要了吧?
 
  我谈到了一九八九年的冬天,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某种宿命般的力量对我显现,我也只能在这种压力下来发展一种个人的诗歌意识。这就是说,多年来我所关心的“时代”,更多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也被打上了一种更隐秘的精神的印记,这和许多人的“时代”概念恐怕并不是一回事。对此,只要读读我在那一时期写下的《反向》(1991,北京)、《词语》(1992年冬,英国—比利时)就知道。多年来,我致力于通过写作来建立一个独立的个人的精神世界,但是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绝缘,精神本体如不置身于具体的物质环境和历史空间中来发出自己的言说,也就不会获得一种真切的生命力。我从来就不喜欢那种过于空泛、抽象的东西。
 
  ③木朵:我在网上浏览了你的《菲尔达芬札记》(《莱茵通信》2002年第4期),那仿佛是一次美妙的旅行,比如其中提到你和张枣的朗诵会,12马克的门票——这在国内几乎不可想像,听众们将如何了解到中文诗的乐趣?是否真如你所说的那只是“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我又想起了你的《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一文(《书城》2003年第2期)中对德国诗人策兰的介绍:“不要责备我们的不清晰,这是我们的职业性”。而其中谈到策兰被“标签化”的成名作《死亡赋格》,很快让我想到你同样被标签化的那首诗:《帕斯捷尔纳克》(1990)。原谅我这样翻来覆去的想,令我好奇的是,你最近在为《东方早报》写专栏,通过媒体传达着诗的光辉,这是否也是“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
 
  王家新:关于我对欧洲的印象我已在一些文章中谈了,谈的目的,并不是要赞美欧洲(不要忘了,我同时也写到了一个异乡人在伦敦的那种孤独、艰难的体验,那种在它的“冰冷的齿轮上撞得头破血流”的经验),而是要提醒自己的同胞对诗歌关注。
 
  但我想我们对这种事情并不能太认真。布罗茨基当上美国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后曾提议把诗集放在每个旅馆里房间的床头,就和《圣经》放在一起(“既然它并不反对和电话薄放在一起”)。而在这之前,在伦敦的各路地铁里就有了诗。但又怎样?诗歌是很难挽救这个世界的,它只能对个别的心灵讲话。阿多诺晚年曾这样讲过:知识分子的希望不是对世界有影响,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的写作。这种希望,也就是“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吧。
 
  这种希望不仅建立在绝望这个背景下,它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建立在“也许”这个词上。
 
  至于西方读者对中国诗在多大程度上感兴趣,这很难说。但我知道许多西方人的兴趣无非两样:中国现代的政治与古老的文化。他们从中国诗中(以及小说、电影和艺术)中要的就是这两样东西。但很对不起,我九十年代以来的写作,虽然借用了一些西方文本,但恰恰不是这种“与西方接轨”的写作。记得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写的《中国画》和《蝎子》被译成英文发在一家美国的杂志上后,译者来信要我再给他一些“富有禅意”的诗,说是美国人就喜欢这种东西。但我并没有这样写。精心包装一个“文化中国”给西方人看,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正是眼下很多中国文化人所热中的事,但这和我们真实的生活和内心有什么关系?!
 
  因此,我的一些主要作品,我都没有请汉学家们译,我只是给他们一些短诗来译。不是我怀疑他们的智力和语言能力,而是因为要他们真正“进入”和理解这些诗真是太难。
 
  但是也有意外的事情发生,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几年前从我的诗中挑了《伦敦随笔》等诗来译,再比如说我近年写的《冬天的诗》,也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译成德文和佛兰芒语,使我更想不到的是,还有一个法国人专门就我自《反向》以来的诗片断写作写了一篇专文,我听人说起这件事,一开始真是有点不相信。
 
  这说明一些西方人开始突破了原有的那些“期待视野”和认知模式,在进入和接受一些更复杂、更难以限定、更具有个人意识的中国当代诗歌。也许,这就是“希望”所在?虽然它仍不过是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
 
  至于“简化”和“标签化”问题,我想我们已领略得太多了。在通信中,你曾谈到有人在一次聚会上认为我的诗“最好懂,脉络清晰,一个中心人物加上与之相关的生活背景,居住地呀,墓地呀,一本书呀,再加上一些调料,就完成了‘王氏制造’”,并认为我是“凭借知识来写诗”的。说我的诗“好懂”可以说是对我的夸奖,虽然我还不清楚这位先生究竟“懂”了多少,在什么层面或何种意义上懂了。我只是纳闷我的诗中究竟有哪些能符合他“总结”出来的这个“公式”,如果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个“王氏配方”,我愿无偿地转让给这位朋友,并请他写出几首“王家新的诗”给我看看。我正愁创作减缓呢。
 
  至于我是不是凭借“知识”写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即使有时我在写作中借用了“知识”,那也是和内心的经历和生命的血肉结合在一起的。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成了“禁忌”。我只知道中国的诗从屈原起这就不是个禁忌,西方的诗自但丁起甚至更早这也不是个禁忌。没有对这类禁忌的打破,就不会有一种特殊的创造力的诞生。把一些诗人打成“知识分子诗人”,然后把它等同于“知识写作”,甚至把它等同于“贩卖知识”、“故弄玄虚”,“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现场’”、“毫无原创力”,这种五十年以来的文化愚民伎俩居然在今天又见效了,真是难以置信。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国家和时代,一个诗人怎么可能不被“简化”、“标签化”、甚至“漫画化”呢?!如果说来自社会上的因为无知或政治需要而对诗人和诗歌造成的简化和标签化已不足为奇,悲哀的是现在的诗人们对自己的同行也干起了这样的事!这种对诗歌和诗人的“开涮”,居然在诗歌圈里成为一种风气!这大概是在中国才会出现的一大奇观吧。希望?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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